爱施者。出自两汉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。

全文节选：仆闻之：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爱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予者，义之表也；耻辱者，勇之决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列于君子之林矣。故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世也，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，孔子适陈；商鞅因景监见，赵良寒心；同子参乘，袁丝变色：自古而耻之！夫以中材之人，事有关于宦竖，莫不伤气，而况于慷慨之士乎！如今朝廷虽乏人，奈何令刀锯之余，荐天下之豪俊哉！仆赖先人绪业，得待罪辇毂下，二十余年矣。所以自惟：上之，不能纳忠效信，有奇策材力之誉，自结明主；次之，又不能拾遗补阙，招贤进能，显岩穴之士；外之，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搴旗之功；下之，不能积日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。四者无一遂，苟合取容，无所短长之效，可见于此矣。乡者，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，陪外廷末议。不以此时引维纲，尽思虑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，在阘茸之中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轻朝廷、羞当世之士邪？嗟乎！嗟乎！如仆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！

译文：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：一个人如何修身，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；能够自修其身，这是有智慧的凭证。能够怜爱别人，乐于施舍，这是行仁德的开始。取和予是否得当，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。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，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。建立好的名声，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。志士有这五种品德，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，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。所以，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。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。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，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。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，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，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，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。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，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，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，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，贤士赵良为此担忧；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，袁丝为之脸色大变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。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，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，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，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？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，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，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？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，才能够在京城任职，到已二十多年了。我常常这样想：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，献出诚实的心意，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，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；其次，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，补正阙失，招纳贤才，推举能人，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；对外，又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，参加攻城野战，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；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，又不能积累老资格，在言论方面立功，谋得尊贵的官职，优厚的俸禄，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。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，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，以保全自己的地位。我没有些微的建树，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。以前，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，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。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，竭尽自己的思虑，到现在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，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，还想昂首扬眉，评论是非，不也是轻视朝廷、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？唉！唉！像我这样的人，尚且说什么呢？尚且说什么呢？